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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特别法庭成立后的第二日，调查委员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证人证据的搜集与保护。在军营的临时办公室里，莱桑德罗斯和梅利托斯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挑战：证人要么改变说辞，要么“突然病重”，要么干脆消失。

    一、码头工人的证词

    清晨，马库斯带来一位关键证人：老渔夫莱奥斯的儿子，年轻的卡里波斯。他在萨摩斯舰队服役，最近轮休回到雅典，昨晚在码头目睹了可疑的船只活动。

    “大约是亥时末，”卡里波斯描述，声音因紧张而有些颤抖，“我在‘海燕号’上值班——那是我父亲的船，我们有时帮人运送货物。我看到一艘没有标记的驳船靠岸，下来五六个穿深色衣服的人，抬着两个大木箱。”

    “箱子里是什么？”梅利托斯记录着。

    “不知道，但很重，四个人抬一个箱子都很吃力。”卡里波斯说，“更奇怪的是，接货的人中有一个我认识——是科农大人的管家尼卡诺尔，他左腿有点跛，月光下我看得很清楚。”

    又是科农的管家。莱桑德罗斯与梅利托斯交换眼神。

    “你能在特别法庭上作证吗？”

    卡里波斯犹豫了：“我……我只是回来休假，三天后就要回萨摩斯舰队。如果我作证，可能会惹麻烦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会保护你。”莱桑德罗斯承诺，“而且你的证词很重要。那艘驳船去了哪里？”

    “往城东方向，可能是布劳伦那边。”卡里波斯说，“但我不敢跟太近，那些人看起来不好惹。”

    证词被详细记录。马库斯安排卡里波斯暂时住在一个安全的渔民小屋，派了两名可靠的码头工人保护。但就在他们离开军营不久，消息传来：卡里波斯的父亲莱奥斯——那位曾在听证会上公开支持莱桑德罗斯的老渔夫——在码头“意外落水”，幸好被及时救起，但吓得不轻。

    “不是意外，”马库斯赶回来后报告，“有人推他。推他的人蒙着脸，但动作很快，显然是老手。”

    这是警告：别让卡里波斯作证，否则下次就不是落水这么简单了。

    莱桑德罗斯立即请求安东尼将军增加对证人及其家属的保护。将军派了一队士兵轮班守卫几个关键证人的住处，但人手有限，只能覆盖最重要的证人。

    二、医神庙的访客

    卡莉娅在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医疗工作也遇到了新情况。午前，一位衣着讲究的中年男子前来求医，自称头痛失眠，但问诊时却不断打听港口受伤抄写员米南德的情况。

    “那位可怜的年轻人，喉咙伤得那么重，”男子语气关切，“他能说话了吗？有没有指认凶手？”

    卡莉娅保持专业距离：“病人情况稳定，但发声需要时间。请问您是？”

    “我是他的远房表亲，从科林斯来雅典做生意，听说他受伤了很担心。”男子解释，“我能见见他吗？”

    “病人需要安静休息，暂时不能见客。”卡莉娅拒绝，“如果您留下姓名和住处，等他能见客时我通知您。”

    男子留下一个名字和地址，但卡莉娅通过神庙记录查询，发现地址是假的。她立即通知了莱桑德罗斯和安东尼将军。

    将军派人暗中监视那个地址，发现那里确实住着几个人，但行踪诡秘，白天很少出门，夜间活动频繁。更令人警惕的是，监视者认出了其中一人——正是科农管家的一个手下。

    “他们在寻找米南德，可能是想灭口，也可能是想收买。”狄奥多罗斯分析，“米南德的证词可能非常关键，他作为港口文书，经手过大量文件，可能知道某些人不想公开的信息。”

    问题是如何保护米南德。医神庙虽然是神圣场所，但并非绝对安全。卡莉娅建议将米南德转移到更隐蔽的地方，比如军营内的医疗室。

    但转移也有风险：如果被跟踪，可能暴露新的藏身处。最终他们决定暂时不动，但加强神庙的守卫。安东尼将军以“保护重要证人”的名义，派了四名士兵伪装成病人亲属，日夜轮守。

    三、账本的秘密

    在军营的文书分析室，狄奥多罗斯和两位从萨摩斯调来的文书专家有了突破性发现。通过对账本纸张、墨水、笔迹的详细分析，他们确定这份账本是“复合体”——由三个不同时期、至少两人书写，但近期被重新装订和修改。

    “看这里，”狄奥多罗斯用放大镜指着账本的一页，“这一行的墨水和笔迹与上下行都不同，是后来添加的。添加的内容是‘Αν指示，波斯金一百，用于舆论引导’。”

    “能确定添加的时间吗？”莱桑德罗斯问。

    “墨水比原始部分新，但具体时间很难精确。”萨摩斯专家说，“不过我们可以确定添加是在账本被发现前的七到十天内。因为这种墨水暴露在空气中会逐渐变色，而添加部分的变色程度明显较浅。”

    这意味着，在港口工坊被发现前，有人匆忙修改了账本，加入了指向安提丰（Αν）的条目。

    “还有其他修改吗？”

    “至少有十几处。”狄奥多罗斯翻开其他页，“大部分是添加或强化‘Αν’的参与，但也有几处是模糊其他代号——比如这里，原始的‘Κο份额’被涂改成了‘未知份额’。”

    “科农的代号是Κο？”

    “很可能。账本中Κο出现了七次，都是资金接收方。”狄奥多罗斯说，“但有三处被涂改，试图掩盖这个代号。”

    莱桑德罗斯感到思路逐渐清晰：账本是真实的叛国交易记录，但在调查逼近时被人修改，强化安提丰的角色，淡化其他人——特别是科农的参与。这样安提丰就成了唯一的替罪羊，真正的叛国网络可以继续潜伏。

    “那么谁有能力接触并修改账本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“账本原本应该在叛国网络的财务管理者手中。”狄奥多罗斯分析，“这个人可能是梅涅克摩斯，也可能是其他人。但修改发生在账本被转移到港口工坊之后——也就是说，工坊的设立者中有人参与了修改。”

    “梅涅克摩斯现在被科农控制着，”莱桑德罗斯想起，“他提供的‘自首书’把所有责任推给安提丰。这符合修改账本的逻辑。”

    他们整理了分析报告，准备提交给特别法庭。但这仍然是间接证据——证明账本被修改，但不能直接证明是谁修改的，更不能证明科农有罪。

    四、广场的议论

    午后，雅典广场再次成为民意交流的中心。今天的焦点是证人的安全问题。莱奥斯“意外落水”的消息已经传开，引发了广泛担忧。

    “如果连老莱奥斯都敢动，那还有谁是安全的？”一个陶匠在人群中大声说，“他可是参加过萨拉米斯海战的老兵！”

    “这说明那些人狗急跳墙了，”一个商人回应，“他们怕证人说出真相。”

    梅利托斯在申诉处外组织了非正式的讨论会。他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：“在雅典历史上，什么时候证人的安全最成问题？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    讨论逐渐深入。有人提到三十年前的寡头政变时期，证人经常“失踪”；有人提到战争时期的军事审判，证人容易受到压力；还有人提到富裕阶层之间的诉讼，证人经常被收买或威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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